孙施文：上海城市未来发展，我们要关注什么？
孙施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 上篇 -
对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的思考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正在研究和编制中，我参与了前面的很多讨论和相关工作。最近结合其他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针对前一阵讨论的成果，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基本上是补缺和深化，希望能对修编中的规划研究有些启发。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讨论是学术性的，偏重于战略问题，没有结论甚至没有答案，有待继续研究和深入。
经过上上下下多次讨论，上海总体规划基本确立了目标关键词包括“创新、生态、人文”等。我的理解，“创新”为了经济繁荣，是支柱性的、导向性，“生态”和“人文”是支撑性的，而且是实现前者的条件，因此我把它们整合在一起，且围绕着前者展开讨论。
根据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的界定，“创新之城”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综合性全球城市。上海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在全球有一定的支配能力的、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从原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走向全球的经济中心城市。二是科技创新中心，其核心是推动重大创新功能型平台和科技创新集聚区建设。
那么，针对这样的发展目标，上海未来空间发展战略应当关注些什么样的问题？
提升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经济影响力，关键是有一系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有影响力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集聚，那么我们就要关注这些机构和这些人为什么要来上海？上海能否实现他们的安居乐业？这是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核心的问题就是为这些机构和人员提供适宜的就业和生活的空间。这里先说机构和就业，后面再说生活空间。
卡斯特讲“流的空间”和“场所的空间”，城市规划可能更关注场所的空间，但是场所的空间是由流的空间所决定的。根据这个思路，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些在全球网络中具有资源支配能力的机构从哪儿来？为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集聚到上海？它们是从香港、新加坡、东京还是北京、武汉、成都，或者是美洲、欧洲来的？我们常说要集聚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是针对中国的总部？中华区总部？还是亚洲总部？尽管这些工作也许不是我们的规划所能确定的，但我们要知道吸引的是什么，它们的运行模式如何，我们才有可能进行针对性的资源配置，提供适宜的空间。
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或者说这些机构主要以办公楼的方式出现。前些年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因特网的兴起，这些机构不再需要集聚，但事实很清楚，那些全球城市，纽约、伦敦等等还在集聚，城市中心区的岗位没有减少，还在增长。当然有一些机构迁出了中心城区，那么，哪些机构在集聚，哪些在撤离？甚至在同一个机构内是如何纵向分离，哪部分留在了中心区，哪部分迁了出去？它们为何集聚，为何撤离？它们为什么需要或能够集聚或外迁的？这直接关系到上海未来空间格局的基本配置。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究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目标，通常都以纽约、伦敦为对标城市，这确实很重要，但上海要加入到顶尖的全球城市行列中，东京可能是我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上海和东京可以有互补，我们可以去争取新的增量部分，但必须考虑全球城市在职能和空间上分布的特征与需求，也才有可能对上海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等有更清醒的认识。
上海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策源地的目标，促使我们对上海需要什么样的创新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我一直以为，创新从来不是独立的，所有的创新是依附于各行各业，不存在也不可能有无所依凭的所谓创新。
依据创新所服务的对象及其发源的不同，创新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生产性创新，是在生产过程和产品制造（不限于工业生产）中展开的，是对既有的生产方式和手段的改造，过去我们称为“技术革新”。第二种是服务性创新，是应要求而回应的创新，是在特定需求引导下展开的。许多IT行业的工作就是如此，是为了特定管理或生活服务的要求而产生的。而很多具体的编程或产品生产中的创新则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创新。第三种是基础理论型的创新，更多是科学研究和实验室的产物。对于这三种类型的创新，第三种显然是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工作。第二种类型关键是能够把需求和技术联结起来的，即把技术运用到对需求的满足上来，硅谷成功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风险投资的极端重要性，这些投资者随时把控着技术创新的方向，刺激着技术运用的方向。第一种类型必然是对既有的生产过程和技术非常熟悉的人，并且能够主动获取关联技术进展。
从上海未来发展的定位而言，所谓创新的重点应该是能够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方面，这是从全球吸纳更多存量到上海、把更多新产生的增量留在上海的关键所在。而从创新策源地的提法出发，关注点就应当集中在需求方面，以及能够将需求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联结上。需求源自于资源配置中心机构的运行和管理的需要，联结需求和技术应用则要求对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能有清晰的认识。
刚才提到，创新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而非群体性的，所有创意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点，都与个体有关。而城市要作为创新中心，实质是指这些创新人才在城市中的集聚，从而形成创新者之间的互动、互振，因此也就是要提供容纳和鼓动创新的氛围和环境，而不是让城市去创新。这就得研究这些人才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会集聚、为什么要集聚？他们需要什么？
有没有专门的、集中的创新空间？我觉得挺难的，也未必是必要的。国内现在的高科技园区都是生产性的，而且都是批量化生产的，是创新完成后的产品制造，甚至连第一类的创新都难以加入；基本上都是给成功者进驻的，而非为创新者的。创新、创意都是来自个体，有随机性，有其自身发生源点。创新很难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是在指定的地方、指定的空间里、在指定的领域里进行的。
所谓创新城市，把单兵作战的创新创意个体转换为群体，转换为集群很关键，但一定是他们有集聚的需求，是能够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这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创新人群通常是很特别的人群，不特别还谈什么创新？那么，城市能否容纳他们独特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城市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如何？当然，作为策源地而言，创新的需求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细化管理和运行，创新的基础或原理来自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是真正能够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类似于硅谷那样的风险投资者，他们对创新内容和方向的敏感甚至把控能力，对创新人才群体的熟悉以及他们能够提供的条件和管控方式等等，这是创新能够成批出现、能够集群化发展的关键。而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决定空间分布模式。
有一种说法：“大部分创新来自于移民集中的城市中心”，也许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尤其上海则可能未必。我们的城市中心未必是移民集中的地方。但创新来自于年轻人，来自于边缘化群体和边缘化空间或者说是多元化的群体和多元混杂空间，这是由历史所证实了的，在正规的高楼大厦、在一切都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办公楼里是难有创新的。
要实现上海城市发展的目标，为城市中各种人群提供适宜的生活质量，至为重要，也是保证城市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在9•11后曾这样说：“公司到这里来是因为劳动力愿意选择居住在此……虽然传统的经济发展激励办法，如税收优惠、分区奖励和保留协议是必要的，促使企业继续留在/返回曼哈顿下城，但它们不足以保证我们未来的经济活力。……虽然最近发生了可怕的灾难，纽约市的生活质量，仍然是这个城市促进经济发挥在那最强有力的资产。”
我这里之所以说“各种人群提供适宜的生活质量”，是因为不同层级、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要求，而质量显然是和需求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说“以人为本”，甚至把这写入了规划文本，但很少甚至从来没有仔细分析过各种不同的人群在城市当中、对城市未来发展和他们自身发展有什么具体的需求。我们还是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把所有人都抽象为一种人，用平均化的指标方式如千人指标等等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就必然产生很大的落差。这里不能全面来说，只能说些大的类型的事。
上海要成为全球城市，与核心功能相关的高端人才则是必需的，这些人才据说主要还无法靠国内培养，也就是说需要引进的。那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他们的生活要求是什么？上海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环境吗？这不仅仅是有否豪宅的问题。前段时间有个针对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派驻中国代表的调查，他们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其次是子女上学，缺少被自己国家认可的教育体系；第三是缺少可以让家庭成员尤其是全职太太等参与社会活动的复合社区。按照美世“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名，上海列在一百多位，尽管按惯例外派的补贴会比较高，但这些人群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的未来开玩笑的。现在外派中国机构的人员据说有薪资高配的倾向，很多还称不上是真正的高端人才。不是机构认为中国不重要，而是被这些问题所约束。佛罗里达说，产业跟着人走，上海要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用什么来吸引真正的高端呢？
即使是豪宅，也不是房间多、面积大就是的，也不是在陆家嘴周边建些所谓的高端住宅就能解决的，那都是给土豪用的。他们才不理会什么职住就近平衡呢。纽约、伦敦的规划里可以不讨论这些，因为那里有成片的适合这类人群的成熟社区，如长岛、西区等等，但在上海现在还没有，这是必须考虑的。
相对于这类可以被称为成功的人群，创新人才或者创意阶级则是尚未成功的甚至在长时间里还不会成功的人群，他们或许更具有波西米亚特色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先锋性，或者更加不循规蹈矩，上海能够容纳他们吗？上海有他们存在、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吗？我们现在都忙着复制国外已经成熟的创新区、创意区，但都忽视它们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光有咖啡馆、酒吧之类是发展不起来的，何况，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中咖啡馆、酒吧之类的活动模式和作用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复制的。
高端人才、创新人才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确实重要，但相对而言还只是城市中的少部分人。正由于高端人才、创新人才对上海发展定位的实现必不可少，而且上海的规划中过去很少关注，还没有适宜的可容纳空间，所以我特别提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群就不重要。另外补充一句，创新只是少部分人而不是全民的事，城市的有序运行和发展还得依靠大部分兢兢业业的人的循规蹈矩的工作。如果指望大家都要创新，都在创新，世界只会一片混乱。
城市由不同的人群组成，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设施和不同场所的需求。比如，多样化的休闲娱乐，可能是办公楼白领或者创意阶级需要的，未必就是高端、低端人群所需的。大伦敦规划中提出的中央活动区CAZ实际上就是为这个人群服务的，这是他们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人群，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再如，中产阶级化、绅士化，gentrification，也不仅仅只是住房的更新提升的问题，国外有很多研究已经揭示了中产阶级化地段的特殊性，从中也反映出这些中产阶级们的需求，它们的生活质量的含义。而这些与中低收入群体的要求有所不同，这些人群通常还是中产阶级化地段中被排挤出去的。其中，当然有租金上涨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关设施已经发生改变，即使房租不涨这地区也不再适合他们的生活所需了。
中低收入人群是维持城市运行必不可缺的，城市的多样化、多元化设施也同样是需要他们来运行的。现在很多大城市要排挤他们，为他们制造种种不适宜，这显然是在拿城市的生存开玩笑。对于这样的人群，不仅要给他们提供适宜的住房，而且必须就近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规划要提供给他们空间保障。我们现在泛泛而论的职住平衡、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等就应该是针对这个人群的。职住平衡不只是说这个地区有多少就业岗位、多少住房，还要看是提供给谁的就业岗位、谁的居住空间，现在上海几个新城的建设就有明显的错位。从另外的角度讲，这个人群大部分、绝大部分就是应该在中心城区的，把他们大量迁到郊区、迁到城市外围，对他们自身而言会直接打击到他们维持适宜生活质量的能力，而对于城市而言则是走向死胡同。
本文根据孙施文教授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聚焦上海2040”的讲座听录整理而成，并经主讲人审阅。
回复“1”查看 精英讲坛 系列文章
回复“2”查看 聚焦上海2040 系列讲座文章
回复“3”查看 青年规划师眼中的新加坡 系列文章
回复“4”查看 大规划小百科 系列文章